近年来，最值得一提的反腐剧还是《人民的名义》，其姊妹篇《人民的财产》以及扫黑除恶题材的《扫黑风暴》还都比不上《人民的名义》的高度与质量。但是呢，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就会发现，二三十年间全面碾压《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不在少数，今天就来剖析一下经典作品《雍正王朝》。《人民的名义》长长几十集想说却并未说透的内涵，《雍正王朝》用短短半集二十分钟、寥寥几个镜头，就讲透彻了。就在第三十二集的一个片段：我看《人民的名义》，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这一集这个剧情。仔细体会一下，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有的反腐剧从来都是“官斗官”，而绝对不会“民斗官”；任何反腐都是权力的倾轧、特权的较量，人民嘛，能有一个脸谱化的青天大老爷带着你的“名义”就不错了。比如说《人民的名义》，大家看黄毛的戏特别出戏吧？我只要看见黄毛出来就一定要快进。但是，黄毛一家是《人民的名义》仅有的“人民”的正面形象。剩下的，要么是在北京住大平层的青天大老爷，要么是纵火犯绑架犯，要么是这种装X“我不爱钱”的资本家……这道理有些剧说透了，自然就跨过了这个羁绊，思想境界更上一层楼；有些剧没有，但是也不妨碍它成为非常优秀的影视作品。没说透，但有这种思想体现的佳作，例如《人民的名义》《九品芝麻官》，可以数出来很多；而说透的，就跻身于神剧的行列了，目前为止只有两部剧达到了这种境界，一部《雍正王朝》，一部《大明王朝1566》。去年这个时候我详细分析了《大明王朝1566》，今天主要谈一谈《雍正王朝》。反腐这个话题不是《雍正王朝》的重头戏，《雍正王朝》的重头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后文中会详细说。“反腐”这个题材在它整部戏的构架里占了很小的分量，但就这很小的分量，也依然足够的深刻、足够的透彻。本剧前部有几集讲了一个刑事舞弊案，不过背后牵扯到了“大老虎”。当康熙皇帝要求彻查到底的时候，当朝“宰相”、文官领袖佟中堂如是说道：佟中堂不愧为百官之首，深谙政治之道：“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投鼠忌器，又将无功而返。”但是康熙爷何等的英明神武，完全不容佟中堂和稀泥，直接一句话怼下去：我看这一段笑的不行。是啊，投鼠忌器这个“器”是忌的谁啊，“又”无功而返这个“又”打的谁的脸啊？康熙爷何尝不明白“器”是什么，“又”是第几次了，但他一定要问出来，为什么，因为……编剧想让他这样问（大误）。因为如果不戳破这层潜规则，如果不大力反腐，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集团，那大清就要完啊。在历史上，康熙晚年，经济、军事、赋税、刑狱等均已出现危机，哪一件都颇为为棘手。这一方面与康熙皇帝年纪大了，想更多地用“仁道”“恕道”来处理和臣下的关系；另一方面诸子夺嫡，朝廷派系斗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据史书记载，继位伊始，雍正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例删除，要知道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可是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一个月后，雍正谕令全面清理钱粮，除陕西省因用兵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己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一时间，在康熙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雍正另两项“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的政策也雷厉风行地执行开：“火耗归公”“官绅纳粮，一体当差”——这两项空前绝后的改革与“摊丁入亩”并称为雍正王朝的三大政策，其巨大意义堪比明朝张居正改革。“摊丁入亩”我们都知道，一直被人提起并赋予重要历史意义意义。但是这一政策推行之初同样遇到重重阻力。因为改革，既然有改有革，肯定是要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若是连摊丁入亩都遇到这样的阻力，更不要提“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了。这两项政策，再加上前文所说的追查钱粮亏空，雍正帝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不起的阶层——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没错，就是皇帝也得罪不起。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半神化的“天下共主”式的精神符号，而这些人，才是封建国家真正的主人。“火耗归公”是指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雍正帝改政，将各地加派的火耗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但是毫无疑问，官吏的灰色收入大大减少——确切的说减少了三分之二。“官绅纳粮，一体当差”更了不得，此政策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贵族免税特权。康熙四十余年开始了国家财政危机，固有的公差、贵族免徭役赋税的制度，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绅衿士大夫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雍正帝的改革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却也让整个地主士大夫阶层炸了锅——什么！难道要我和泥腿子一起纳粮、当差，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法律了？为什么封建朝代中儒家思想是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从周公到孔孟再到董仲舒等人，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大一统+小农经济”的社会基层组织方法。事实证明，就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宗族+礼教”的基层组织形式是封建中国最适合的选择。在地主阶级的主导下，一部分靠血缘的力量，一部分靠道德的约束，能够给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提供较为稳固的根基。在基层社会这样一种儒家“宗族+礼教”的规定性下，年长者的地位比年幼者高、男人比女人地位高、有知识的人比没有知识的人地位高。担任基层中国社会领导者其身份往往涵盖了很多的元素——从经济上讲，他们是大地主；从行政上讲，他们是乡长、里长；从民俗上讲，他们是士绅、乡贤；从国家选拔考试上讲，他们是秀才、贡生、举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金字塔的上层部分，是统治阶级，而不向国家缴税、纳粮，不服兵役、徭役，也是作为统治阶级理所应当的事情。因此，可想而知，当雍正帝推行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时，会遇到多么巨大的阻力：《雍正王朝》中有一位优秀的大清官、大学者——李绂。雍正帝也十分倾佩李绂的学识、人品，把他从一个门客一路提拔到直隶总督的位置，可谓是皇恩浩荡。在科场舞弊案中，他冲破重重阻力挺身而出匡扶正义，是一个典型的上报君恩下惠黎民的“青天大老爷”形象。然而对雍正帝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的政策，他是什么反应呢？反对。激烈的反对。带头激烈的反对。好一个“读书人”好一个“诤臣”，多么大义凛然多么铁骨铮铮。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具有阶级性。而李绂的道德观毫无疑问是封建士大夫的道德观，是站在自身阶级利益立场出发的——什么？让我们斯文人跟那群泥腿子一样纳粮当差？这让读书人颜面扫地啊，这让我们圣人门生何以为人啊，这是不道德的啊，这是要批判一番的啊。什么读书人，说到底就是四个字——特权阶级！看明白了吧，知道为什么雍正这么难了吧，因为他反的不是腐，而是要削了特权阶级的特权！这部剧拍得好啊，李绂这个形象设计得好啊。前面用大量篇幅描述李绂怎样正直、怎样公正无私、怎样大义凛然，就是为了来后面这个反转，让他与雍正的矛盾势同水火不可调和，最后罢官回家。贪官能怎样，清官又如何。清官，说到底，也是特权阶级。能拍到这种程度，这部剧的思想高度基本就睥睨一切了。能想到这一层面，基本分析其他的影视作品也都是轻车熟路了。毫无疑问，雍正的新政损了特权阶层的牙眼，那么老百姓呢？剧里专门有一幕交代，河南试行新政一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说白了这就是一个特权阶级的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取舍，所以说很多问题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而就“一体纳粮”这个政策来说，其远大的意义远不止提高民生而已。通读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难发现，中国封建朝代总会进入这样的毅♂种循环：“土地兼并一一土地危机一一农民起义一一战争消灭大量人口、出现大量荒地——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再分配) 一一安抚流民、开垦荒地——劝课农桑、发展经济、休养生息一一恢复和繁荣一一土地兼并”。是不是有点眼熟？这不就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嘛：“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历史课本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互相对立、彼此消长的两种土地所有制: 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包含地主阶级的国有土地制) ， 一是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前者占支配地位， 后者为其补充。这样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质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基本特点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小农经济具有其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普通农户家庭一旦遇到水旱蝗灾、年景歉收或是婚丧嫁娶、疾病，就不得不以土地作为抵押，从地主乡绅那里获取高利贷。然而就像马克思和无数学者所证明的那样，历来资本的边际收益要高于劳动的边际收益，因此这就注定了在许多情况下，农民辛苦劳作所取得的收益是无法偿还高利贷的利息的。这样就在利息的“驴打滚”中恶性循环，直至将被抵押的土地偿还给地主，成为佃农，更惨一点的，就是流民。万历年间一份奏折指出：“或因水旱饥荒，及粮差繁并，或被势要相侵，及钱债驱迫，不得已将起科腴田，减其价直，典卖……”。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参考《白毛女》和茅盾先生的《春种》《秋收》。然而，问题就来了，地主兼并农民土地，是一个线性增长财富集中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问题就来了，因为地主士绅兼并的这些土地是不向国家交税的：这就是造成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之一。土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特权阶层手中，国家能得到的赋税也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失地流民越来越多，镇压、安抚农民起义又需要大量的财政收入，这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一个死局。土地越集中在这些特权阶层的手中，国家受到的利益损失就越大，这就是历史上的所谓“ 锄豪强， 抑兼并”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的经济根源。但是从公元前七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的封建史上的第一次限田令以来， 诸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等等， 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的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不能实施。大明朝为什么亡？不是亡于流寇，也不是亡于鞑虏，而是亡于东南的税收不上来。明朝末期，一条鞭法算是给大明续了一命，魏公公别管这个人多混蛋吧，至少他敢得罪东南士绅。虽然我坚决反对为魏忠贤翻案，但是东林党有多王八蛋大家也必须要有所了解。当然，要靠魏公公这个死人妖给大明续命，那已经说明大明已经无药可救了。等到了崇祯继位，东南士绅为基本盘的东林党全面得势，魏公公的税收政策自然也被废除了，东南的税就更收不上来了。但是东北还在跟后金打仗啊，打仗有多损国力看看美国打伊拉克、苏联打阿富汗就知道了。大明朝最富庶的一块地方税收不上来，只好靠盘剥中原、西北的农民了。加一遍辽饷，加一遍剿饷，加一遍练饷，再加上天灾，老百姓们不反也得反了。可以说，雍正帝的“官绅一体纳粮当差”可谓是封建王朝的千年大计，但是，那又如何，还不是要被官僚集团反攻倒算，还不是要被特权阶层踩上一万只脚。“读书人”们还有最后一个杀招——话语权：好一个千秋万代留下骂名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用铁锤把六国贵族敲的粉碎，同时废分封、行郡县，把贵族制变成了官僚制，把邦国制变成了帝国制，彻底绝了六国贵族们的根。秦朝二世而亡，除了因为严刑峻法、横征暴敛，跟六国贵族的反攻倒算有很大的关系。按理说秦始皇大一统，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多大的功绩，但在历朝历代士大夫笔下永远是一个“暴君”的形象，还不是因为他坑了三百个儒生。“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这里面的味道，值得琢磨。至于壮哉我魏武挥鞭的曹丞相，陈寅恪先生给他下的定义是“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彼时正处在士族地主阶级全面夺权的阶段，我曹丞相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高超的政治觉悟、凶狠的斗争手段，一己之力打压士族三十年。曹操不是一个残酷暴戾的人，他可以宽容指着他鼻子骂的祢衡、宽容骂他祖宗三代的陈琳，但他一定要杀孔融、杀崔琰，因为前二者只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个人，后二者背后则是代表了恐怖庞大的士族集团。也正因为此，曹丞相世世代代都注定是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出现。我一直在说，历史不是胜利者书写的，历史是写历史的人书写的，所以也就不奇怪雍正帝的形象会成为了严苛、冷酷、神经质式暴君形象了。《大明王朝1566》最后的高潮是嘉靖和海瑞在牢房中来了一场一对一的中路单挑，异彩纷呈。编剧们只是借这二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雍正王朝》的最后一集有异曲同工之妙，湖南一位老“读书人”派自己的学生去煽动岳钟琪造反，说当今皇上弑父杀母，是千古第一暴君如何如何，然后刑部、大理寺无人敢审。最后雍正跟他也来了一段别开生面的solo，虽然说不及《大明王朝1566》中的山呼海啸般的气场，却也非常有意思：说得好啊，说得太好了。“读书人的好处”，说白了就是阶级利益。看见没有，什么民族大义、什么汉贼不两立、什么华夷之分，全是扯淡，说到底就是阶级利益，赤裸裸的阶级利益！满清入关之时，大批大批的汉族地主、官僚望风而降，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马前卒。为什么汪精卫这个汉奸政权，一定要打出“和平，反X，建国”的幌子？就是因为对于江浙财阀来说，我党的理想的威胁要远大于日本人，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基本盘。贝当元帅，法国一战时期的民族英雄，二战法国兵败如山倒，贝当又“受任于败军之际”，结果火速就投降了纳粹德国。为什么，因为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力量发展如火如荼，有谣言称法共要效仿巴黎公社运动，举行起义领导国家抵抗纳粹德国，本着“阶级斗争挂帅”和“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先进思想，贝当元帅麻溜儿地投降德国，不给法共一点救国的机会。所以说《雍正王朝》编的好啊，再体会一下上面老“读书人”说的话，所谓“亲不亲，阶级分”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明代地主对奴仆的人身压迫极其严重，杀害拷打奸淫都是家常便饭，奴仆起义是天经地义的，入关的清军完全站在明地主一边，也大肆捕杀奴仆起义者，汉地的奴隶制残余整体废除，要感谢雍正皇帝。雍正元年（1723）四月，甫一登极的雍正帝就宣布山陕乐户削除贱籍转为良民；九月，解除浙江绍兴惰民贱籍；雍正五年，安徽伴当、世仆开豁为良；雍正七年，宣布疍户与齐民平等；雍正八年，江苏常熟、昭文二县的丐户开豁为良。这些措施消灭了中国发达地区奴隶制的最后残余，可谓功德无量。纵观中国历史，那些“开明君主”、那些“千古一帝”们，雍正帝绝对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但是，有背叛阶级利益之个人，无背叛阶级利益之阶级。终于，雍正十三年：天亮了。雍正去世，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乾隆爷即位。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改，这位大救星就下令把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亏空积欠钱粮等一并豁免，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困扰官员们多年的棘手问题。很快的，乾隆爷就下诏“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恢复了士绅们的全部特权，并且还给予特别优待。于是“积弊”尽扫，士人们又可以扬眉吐气了，而由他们所主导的社会舆论自然也忘不了要激浊扬清，歌颂英主，鞭笞暴君一番！得罪了官僚群体，注定你的政策会“人一走，茶就凉”，纵观中国历史，真正能凭借帝王集权一己之力压制官僚群体的，也就秦始皇、明太祖这些掰着手指头能数出来的（借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的不算），还是那句话，整个封建社会皇帝只不过是 一个形式意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地主阶级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相比而言，乾隆爷的形象要比他父亲好很多，毕竟雍正太卷了，天天批折子有啥意思？下江南才是皇帝应该做的，没有精彩的八卦和代入感，谁看啊。也拜近年来火爆的清宫剧所赐，乾隆多半是一个聪慧、慈祥、和稀泥、风流倜傥的帝王形象，生活爱好很广泛，没事了玩弄一下琴棋书画啊，吟两句半通不通的诗啊，跟大明湖畔的佳人闹一点绯闻啊，看纪晓岚跟和珅搞CP装装糊涂啊，正好迎合了雍正朝高压之后平民百姓们的发泄口与审美观。我们认可乾隆对于开疆扩土、祖国统一的贡献，也绝不认为他是一个“昏君”。但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是明显的，没有了雍正官绅一体纳粮、抑制土地兼并等政策，大清朝然而终究还是在封建王朝周期律上一路油门踩到死。
雍正继位之处，大清国国库存银七百万两；雍正逝世之时，国库存银达五千万两。终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殚精竭虑地用尽各种方法去改善税收的体制、提高官僚系统的效率、开源节流、加强国力。虽然因此落得个怨声载道，但雍正给大清国留下了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税收和行政体系。所以说，要找爹就找个雍正这样的，当儿子就当乾隆这样的。而乾隆爷给儿子嘉庆留下什么了呢？一个被掏空了的大清国。嘉庆元年正月，爆发了席卷五省的白莲教大起义。而对于这场起义的原因，即使是嘉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腾”所致。这场起义持续9年，民生涂炭，大清国也国运渐渐衰落。鸦片战争（1840），此时距乾隆去世（1799）不过四十年。所有帝王古装戏中，其思想深度没有一部能超越《雍正王朝》。它想表达的意思也绝不仅仅谈论历史这样简单。电视剧的主题曲：要是以为“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是在说雍正帝，那未免太小看这部戏的格局了。这部剧中的雍正相比于真实历史，是一个全面拔高的形象。导演和编剧用了大量暗示性、隐喻性的剧情、台词，并给雍正的思想增加了明显的现代性光辉，就连他们背负的骂名也很相似：所以回答本文所提出的问题，《雍正王朝》这部戏，自然不会单单去讲一个封建帝王的故事，然而具体的指代，也受到了文官既得利益士大夫团体的干扰。为了破除破除这些干扰，我就说一个根本性的特征：雍正的改革是对整个利益集团下手的——无论是八旗还是士绅，都是社会中的特权阶级、上位者、吸血者。拿无产阶级开刀算什么本事？是啊，你何苦呢，既然当上了皇帝，为什么不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不去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大家其乐融融你的位置做的安慰、我们也说你好话，有什么不好呢？他的兄弟，也是一生之敌——八爷，很明显不理解他；他的兄弟，也是他一生挚友——十三爷，也并不能完全的理解他：他的搭档不理解他：不赚穷鬼的钱，那你当县长是为的啥呢？他的对手不理解他：你是要钱，还是要我？——都不是，我要的是一个没有你——没有特权阶层的新世界。他的兄弟们不理解他：大哥，革命都胜利了，为啥还要回山里，为啥不去浦东花天酒地享受胜利果实啊？雍正帝的改革失败了，张麻子的革命呢？——还是一群人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只不过火车上的人变了。至于白衣服的人是师爷还是黄四郎已经不重要了——《雍正王朝》和《让子弹飞》的权贵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时光流转，日月飞梭，山谷间依然流传者一位屠龙者的故事：
有一条恶龙，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看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尾随者返回村庄说出了这个秘密。他告诉人们：第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去打败恶龙；第二，我们要警惕每一个英雄，不让他们受财宝吸引而堕落。尾随者受到村民们的拥戴，被称为“导师”，并率领村民再次打败恶龙。
导师去世后，参加最后一战的英雄们开始声称根本没有“英雄堕落”这回事，是导师欺骗了村民。英雄们结伙搬去了龙穴居住，并索取村民们的供养。他们把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片状物、越来越长的条状物都称作“英雄的特色”，并且宣称这种变化是所有人类都无可避免的宿命。
日子就这样过去，终有一天，一个绝望的村民无意间发现了导师的坟墓。村民们发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因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灵柩间，躺着的并不是恶龙的遗骨，而是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凡人。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没有堕落的英雄的故事。